广岛长崎原子弹75周年祭：正义的决心，定义人类灵魂的较量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美新药科普历史网 Author 项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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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和8月9日这两个日子，在人类历史上应该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75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尾声，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投下原子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原子弹在同类中引爆。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有的人说是正义伟大的胜利，有的人说是人类巨大的悲剧，在75年的历史中一直争执不休：
弗兰克·博勒曼(Frank Boleman)，美国全国记者协会前主席，他在日本投降后采访杜鲁门总统时说：美军全体太平洋战场的军人，都感谢您做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杜鲁门自己就更直接了，在1964年的回顾中，他说：“现在有些哭哭啼啼的婴儿（crying babies）试图改写历史，他们凭空猜测，说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欠妥。可是我告诉你们，原子弹是当年日本人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它结束了战争”。
杜鲁门所指的“哭哭啼啼”的婴儿们，指的是有些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派历史学家。他们的观点是核爆本不必要，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准备投降。
站在政治光谱的另一极，至今对军国主义余情未了的日本右翼是这样解读的：整个亚洲近代300年的历史都是西方的殖民史。而当日本人终于把白人殖民者赶出亚洲的时候，他们就把两颗原子弹砸向了我们这样优秀的黄种人。
二战后随着日美关系的升温，随着很多广岛长崎核爆惨剧内幕的曝光，美国大众也开始对杜鲁门这个当年获得全国支持的决定重新反思。1955年，美国的记者和慈善家出资赞助了25位日本核爆幸存者赴美求医，其中一位叫笹森重子，在爆炸时14岁，被严重烧伤，她幸运地接受了整容手术并在美国定居。几年前，杜鲁门的外孙，一位和平主义者，在和已经将近90高龄的笹森重子在美国大学做一个反战禁核的宣传活动时，一个年轻中国学生站起来问他们：“你们在为日本的战争受害者追讨同情，那么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想”？笹森重子用小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在第一时间死亡人数和后续中因辐射而死的，加起来是三十万人；而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也是三十万人，整个八年抗战中国军民的伤亡，可能是三千万人。
下面是广岛核爆的一个短视频，画面来自BBC的纪录片《广岛》，而充满地狱末日色彩的配乐和字幕是中国网民加的，大概也反映了中国网民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一个基本态度。
75年厚重的历史尘埃遮天蔽日，你就算通读浩如烟海的史籍，也难以调和人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矛盾看法。也许，我们只能从时间缓慢流淌的长河中，撷取几个历史的瞬间，来凭吊和纪念这个人类自身命运的转折点。
75年前那两团升腾的蘑菇云的最早源头，或许可以追朔到1933年的9月12日的，伦敦，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一个叫里奥·希拉德(Leo Szilard)的35岁男人，正在等待交通灯从红色变成绿。
在我们进入他的心理活动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背景经历，或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希拉德此刻转动的大脑，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轨迹，从此进入了一个一去就没有回头路的单行线。
里奥·希拉德是一个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科学天才，那个时代的匈牙利人可谓是灿若群星，举两个读者可能更熟悉的名字：冯诺伊曼，现代计算机的奠基人；爱德华·泰勒，人称氢弹之父，杨振宁的老师。
希拉德的最大优点，就是他的专业和政治嗅觉不是一般的灵敏。一战结束的时候，20头的他意识到待在匈牙利已经毫无前途，就适时地移民到了当时科技发达的德国，并把专业从工程改成了物理学这个正在井喷科学热点（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在波恩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是爱因斯坦的高足。
1933年希特勒当选组阁，成为德国总理。当时很多德国人对他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甚至是有些犹太人也真心希望希特勒能让德国恢复秩序，重返辉煌，而刚刚在三年前才取得德国公民资格的希拉德，对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说：“能走快走，赶紧”！
于是，在风声还不太紧的时候，希拉德搬到了英国，所以他能在那个日子出现在伦敦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由于他行动快动手早，他协助成立的英国犹太学者救助机构，在二战全面爆发前，接纳了2500名逃离希特勒的知识分子。
1932年，英国科学家约翰·科克罗夫特(John Cockcroft)和欧内斯特·沃尔顿(Ernest Walton)做了一个试验，他们用新发明的粒子加速器加速质子，去轰击一个锂原子核，结果把它炸成了两半。
这里我们要讨论一点点核物理的基本知识了，所以要做一个最简单的科普：
原子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同量负电荷的电子构成。而原子核是由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构成（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
锂原子核有4个质子和4个中子，在一个外来质子的轰击下，均裂成了两半，这个简单过程可从下图看到。
根据爱因斯坦20年前建立的广义相对论，E=MC^2质能方程，这个裂变过程中原子核损失的质量变成了能量，所以科学家在锂核炸裂的时候也测到了能量的产生。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试验，所以在18年后，两位英国科学家因为人工分裂原子核的首创，而荣膺诺贝尔物理奖。在试验刚揭晓的同时，已经有人在猜测，能否使用这样原子分裂的机理来生产能量呢？
1933年9月12日的早晨，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卢瑟福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他讥笑了这样的“产能”方案，因为在这个实验里，原子核的裂变需要质子的高速撞击，而把带强正电的质子加速到那样的程度，需要昂贵复杂的加速器，所以这个产能系统得不偿失无法维持的。
在这个早晨，希拉德就是听完了卢瑟福的报告，走出大厅，在一个红绿灯下等待过马路。
希拉德兼备工程学和核物理的修为，卢瑟福敏锐地指出质子在加速后裂变原子产能在工程上之不可行，他是深以为然的。
这时，交通灯的红灯熄灭了，绿灯亮起。
希拉德看到这个闪回，忽如醍醐灌顶，在他脑子里，红灯变成了质子，而绿灯变成了中子。
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轰击原子核的不是质子，而是不带电能自由接近原子核的中子，那么就不需要粒子加速器了；更有甚者，如果这个裂变的产物也是中子，那么这个新中子就能轰击下一个原子，只要每个反应生成的中子数目超过消耗的中子，那么核裂变的数目会依指数阶激增（日后的实践证明，原子弹核裂变的次数大约为2的80次方），这是个一经启动就自我持续级联放大的过程，直到燃料耗尽为止，它所释放的原子能是恐怖的。
于是，希拉德红绿灯下的脑筋急转弯，让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种属自我毁灭的潜能。
当然，实际的路途还很遥远，因为中子诱发的核裂变尚未被报道。但是思路极快的希拉德在第二年就申请了核裂变反应器的专利。
1938年，希拉德隐约感到欧洲大战似乎不可避免，就决定移民到了美国。这又是一个神预测。仅在第二年，纳粹德国就入侵了波兰，二战正式爆发；再过一年，希特勒征服了法国并发动不列颠之战，让伦敦这个希拉德一度的避难所陷入了火海。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1938年德国化学家哈恩领衔报道了中子撞击诱发的铀-235的裂变，希拉德5年前在红绿灯下的脑洞大开，一下子成为了现实。哈恩的这个重大发现，既体现了日耳曼人的杰出：赢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也反映了他们的愚蠢，因为给哈恩试验结果做出理论证明的女科学家梅特娜(Lise Meitner)，人称德国的“居里夫人”，就因为是犹太人的身份而失去了奥地利国籍，在纳粹迫害下不得不远走他乡。
试想，如果德国善待象希拉德，梅特娜这样的杰出科学家，那么么原子弹最后花落谁家，还说不定呢。
消息灵通的希拉德立即展开了试验，他竭尽全力搞了很多铀，也在简陋条件下观测到了裂变反应生产出了更多的中子。这样，核裂变的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在那个晚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人类的未来而担忧。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希拉德没被炸死，这是因为他的试验还不是真正指数阶的核裂变反应，要达到那个条件，需要更多更纯的铀，达到一个“临界”质量，同时他也需要大量的石墨来微调中子的速度。
这需要政府推动的大项目支持，更重要的是，他深知以哈恩为代表的德国科学精英的实力，原子弹的研制，将是一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之间的赛跑。
希拉德找到著名物理学家泰勒，后来的氢弹之父，起草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书，他们还拉上了昔日的老师爱因斯坦这样的世界级名人共同署名，以增加上达天听的几率。
在信中，除了列出了核武器的可能，德国潜在的优势外，他还汇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报：德国掌握的奥地利的铀矿，最近忽然莫名其妙停止出口了。有人认为正是这个细节引起了有情报背景的政府高层的关注，虽然后来证明这可能系以讹传讹。
罗斯福总统亲笔批示：照办(this requires action!)。
希拉德自然是美国核计划最早的顾问，他当时还是德国公民，他如何在背景调查中过关？放在今天恐怕难以想象。
美国的核计划，因为希拉德这个德国公民而受益无穷；当然，后来曼哈顿工程还有一个德国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可就让美国笑不起来了，这是后话。
1941年11月6日，美国技术部门拿出了核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供总统审阅，估计核弹临界质量需要2-100公斤的铀-235同位素；
一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一个月后，1942年1月19日，罗斯福签字批准，曼哈顿原子弹工程正式上马。
在不知不觉中，日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爆，刻进了自己的历史宿命。
1945年7月24日下午，德国波斯坦会议的一间会议室，美苏英三巨头共聚一室。
在一天激烈讨论休会后，杜鲁门起身朝会议桌另一端和翻译坐在一起的斯大林走去，他特意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告诉斯大林：
“我们试验成功了一种威力极其巨大的新武器”。
站在房间另一个角落的丘吉尔，听不到他俩的对话内容，但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两个人的表情。
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个，此时各自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完了二战大部分岁月，而罗斯福总统已于4月12日病逝，副总统杜鲁门顶上。在三巨头中，杜鲁门本来是资历最浅的，但是美国有了他所说的那个“威力巨大的新武器”，这让他在气势上从后辈小弟一下子变成带头大哥了。
因为一个星期前，国防部长紧急通知杜鲁门总统：代号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曼哈顿工程首次原子弹实弹引爆，成功了。
在目前的资料中查不到这个试爆代号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原因。我个人的推测是，这也许和原子弹的设计有关。在核弹头的弹体中，三个铀棒被固定在三角形的三个点互相分离，引爆时炸药的压力把一根铀棒推入另外两块之间的空隙，三根铀棒融为一体，超过临界质量，就能引发山呼海啸般的核裂变。
奥本海默，曼哈顿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在采访中如此回忆现场科学家对成功的反应：有两个人大笑，两个人大哭，绝大部分人，却是死一般的沉寂，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杜鲁门把核爆成功的消息通知斯大林的时候，很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很难猜测斯大林的反应：他会不会对美国对苏的长期保密感到愤怒？如果苏方提出要了解更多技术细节，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出乎意料的是，斯大林的反应出奇的平静，他简单回答说希望你们好好使用打击日本，然后谈话转到了其他的议题。在整个会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谈到原子弹，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杜鲁门和丘吉尔简单碰了一个头，他俩都对斯大林的淡然处之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一度怀疑翻译是否正确，斯大林是否会错了意思。
其实，美英苏三巨头中，真正手握大杀器的杜鲁门，却是三个人里最晚知道核计划的一个。
在罗斯福的最后岁月，战争耗尽了他的心力，让总统在政权交接的布局上力不从心。在一年前的总统大选中，杜鲁门这个副总统是党工硬塞给他的，俩个人也没有紧密的个人关系，在杜鲁门86天短暂的副总统生涯中，他和总统只有过两次单独会见。在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中，他恳请所有的阁员留任，国防部长才有机会把曼哈顿工程这个军方头号机密向他交底。
从曼哈顿项目的一开始，最先实现原子核裂变的英国科学家就全力投入了，所以丘吉尔对此事是了如指掌。
另外，杜鲁门和丘吉尔所不知道的是，在和奥本海默一同参观三位一体核爆实验现场的科学家们，有一位是斯大林的秘密武器。
这个人叫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一位德裔核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青年才俊，泰勒和费曼的挚友，曾和冯诺伊曼共享专利。
和核裂变之父希拉德一样，福克斯也在1933年从德国逃到了英国。但是两个人的原因不同，希拉德出走是因为种族，而后者是因为信仰。福克斯是雅利安人，安全本无忧，但他是坚决反法西斯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同样具有出色的政治敏感性：在火车上听到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新闻后，他立即判断到除了纳粹之外其他党派即将被禁，于是悄悄撕下衣服上镰刀斧头的徽章，辗转反侧来到英国。
英德宣战后，福克斯的德国公民身份让他遭到审查和监禁，但这是一个科学天才，在被囚禁期间居然和自己的恩师，也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波恩教授，联名发表了四篇论文，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他结识了德共组织，并被逐渐发展为苏联间谍。
福克斯可能是纳粹卧底的嫌疑被澄清后，他进入英国核项目，成为英国公民后被派到美国参加更机密项目。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讽刺：在他不是间谍的时候，政府监禁他；而当他真成了间谍，政府却邀请他进入曼哈顿工程。
有了福克斯这个内线，苏联对曼哈顿工程的进度自然了如指掌，所以斯大林能轻松地掩饰美国核试验成功给他带来的震撼。不过到了晚上，苏联代表团开会的时候，有个当事人后来回忆他听到斯大林对外长莫洛托夫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得抓紧了。
后来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材料表明：斯大林给苏联核计划的期限是：5年，因为他估计5年内，地缘政治的制约尚可阻止美国对苏联动核，以后就不好说了。
4年后的1949年，苏联的第一朵蘑菇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基地的沙漠上升起。
杜鲁门所不知道的是，自己在波斯坦会议上给斯大林的那个简单通知，以及斯大林冷漠表情的背后，正是冷战中核武军备竞赛的起点。
那么苏联原子弹是否全盘抄袭了美国的图纸呢呢？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当年苏联核计划的总负责人贝利亚，是克格勃头子，疑心很重，他甚至一度怀疑福克斯寄来的秘密是CIA的假情报，故意要把苏联人带到沟里。所以技术负责人把情报对科学家保密，依然严敕他们独立研发，只是暗地里把进展和美国的设计详加比较，如果互相印证的话，就能睡个好觉了。
此外，斯大林所说的那个“要抓紧”，所指还不仅限于核计划。这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有关。
众所周知，罗斯福在二战中注意力的焦点始终是在欧洲战场。截止到德国投降，苏军在东线消灭的德军是美英盟军战绩的7倍。这样的不平衡，无疑影响了罗斯福对战后美苏势力范围划分的考虑。他在波兰边境问题对斯大林做出了极其有利于苏联的让步，并默许苏联的实力范畴涵盖东欧的广大疆域，以换取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对日宣战。
罗斯福所不知道的是，他在雅尔塔做了一个赔本生意。斯大林做出一副付出巨大牺牲应西方要求血战日本关东军的姿态，其实他内心里早就跃跃欲试打击日本，以雪耻40年前日俄战争惨败的耻辱，把沙俄在远东失去的利益全盘夺回来。
除了写在纸面上的条款，罗斯福还给了斯大林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苏联将协助入侵日本本土，日本将如韩国一样被分裂，苏联会驻军北海道和本州岛本部。
杜鲁门没有罗斯福多年国际关系的修为，他仅仅从一个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视角审视，直觉感到美国在雅尔达协定中吃了亏。但是他无力挑战雅尔塔的白纸黑字。杜鲁门唯一所能腾挪的空间，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达成的心照不宣的默契。
原子弹让他翅膀硬了，看到了不借力苏联而逼日本投降的可能，美国将独享日本。
斯大林也看到了这一点，有了核武器，美国也许会从雅尔塔协定上来个180度大转弯，在亚洲不欢迎苏联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外长说“要抓紧”。
仅仅两个星期之后，160万苏联红军的铁蹄踏入东北，在一周内击溃了50万日本关东军。当然了，不管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都无法想到四年之内中国局势会发生怎样的巨变。
从政治角度讲，对日使用原子弹其实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通过两栖登陆入侵日本本土对美军是个全新的挑战，会造成巨大伤亡。诺曼底登陆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成了小孩过家家。德国投降后，大批欧洲战场的美军以为可以回家了，却被派到了太平洋战场。可以想象，如果杜鲁门弃美国斥资200亿研制的原子弹而不用，放任成千上万的美军子弟兵在日本本土大战中死亡，他很可能会被弹劾。更何况原子弹可以抑制苏联染指亚洲的野心。
但是，令杜鲁门吃惊的是，美国三位五星上将中的两个，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都反对对日本城市用核。
年龄从15岁到60岁的男性，都被动员进入国家防御体系，这能产生1.7到4千万的兵员；
年轻从17岁到40岁的女性也被动员，这又是两千万的兵员；
日本的岛国地理优势。军方很容易推演出美军唯一的登陆的可能是，以冲绳以北的列岛为跳板，登陆日本本土最靠南的九州岛，于是他们在该岛部署了70万军队，美军的任何行动都没有突然性。
和部分现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同，日本根本就没有无条件投降的意愿，他们只是承认胜利已不可能，幻想在未来的登陆战中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把美国逼回谈判桌，从而为未来的大日本帝国协商出一个不那么惨淡的前程。
日本军方对美国的判断，和中国的一位大人物相仿：美军钢多气少。
美军也是矛盾的，陆军的观点是赞成登陆，尽快促成日本投降，时间就是生命；而海军的观点是围而不打，把日本人困死饿死在岛上。在海军参谋部给上峰的评估中，他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了两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第一，在她2600年的历史上，日本政府从未被征服或者投降，就连所向披靡的蒙古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二，在太平洋战场的两年半中，美军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支日军成建制地投降。也就是说，即便是日本政府打破保持了2600年的记录投降了，又有什么把握日本军人会服从命令放下武器呢？
在1945年2月份的硫磺岛战役，美军以为三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攻击，伤亡超过两万，和日本损失比率大致1：1，如果用日本“一亿玉碎”的狂呼换算一下，会得出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伤亡数字。
随后的冲绳岛之战打了两个月，美军损失超过五万人，那么打日本本土也许就是300个冲绳战役。
登岛战的前景让人绝望，美军还是不懈地做了各种准备。有一个细节是，他们为未来的烈士和伤残军人定制了大量的紫心勋章，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早的一种荣誉表彰。那一个批次的勋章，到今天还没有用完。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位伊拉克老兵脖子上挂上了紫心勋章，那其实是为日本登陆战而铸造的。
原子弹必须使用，杜鲁门别无选择。
1945年8月6日的凌晨，关岛北部的提年岛(Tinian)的机场跑道上，一架巨无霸一般（以当年的标准）的巨型轰炸机在以时速170公里的速度狂奔。
曼哈顿工程的耗资是20亿美元，换成今天的价值是200亿。不过，它还只是截至到1945年以来美军第二昂贵的军事项目。最贵的那一个，就是B-29战略轰炸机的研制项目，也就是这个将要起飞的大家伙。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名叫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是盟军轰炸德国的战斗英雄，年仅30岁被军方选拔领导一只特种飞行队，负责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此刻，他上衣的一口袋里装着给自己带来幸运的雪茄盒，另一个口袋里的盒子里有12颗剧毒氰化物胶囊。
在他身后的投弹仓里，静静地躺着一个绰号“小男孩”的五吨重的铀235原子弹。12年前希拉德在红绿灯下的灵机一动，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冰冷的现实。
75年后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当年蒂贝茨任务的艰巨性。笨重的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莫斯实验室组装完毕，但是怎样运输，保密，它的防震性和稳定性如何，都是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未知数。蒂贝茨的任务是独立解决所有的装备，人员，培训和实战，直到蘑菇云的升起，然后安全返航。
最大的问题，飞机自重75吨，加上12个机组人员，飞行两千五百公里所需的燃料，加上5吨的核弹头，已经超重了7吨。但是没有更大的飞机了，B-29到底是能完成任务，还是撞毁在尽头的尽头，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是后者的话，美国的原子弹就要先把自己炸飞了。
蒂贝茨团队的方案是是在起飞的时候把原子弹给拆了，这样就算爆炸，第三根铀棒也不会被准确推入另外两根的间隙，就不会产生核裂变所必须的临界质量了。
飞行技术最高超的蒂贝茨负责起飞，他精打细算的用完了全部跑道的长度，几乎在副驾的惊呼中，在冲过跑道尽头的最后一刻才提拉机头，冲入漆黑的夜幕。
在之后6个小时的飞行中，机组人员很忙：他们要凭借对海面和地表的识别控制方向，进入日本领空后还要小心对方的空军截击和地面防空炮火，同时还要把精密的原子弹再给装回去。
上午8：15， B-29飞临广岛上空，弹舱们打开，“小男孩”一跃而出，他的指定引爆高度是距地面600米，这是曼哈顿计划的核专家计算出的最优化高度，确保链式核反应一气呵成，造成爆炸的最大半径和最大杀伤。如果低一点的话，未爆炸核材料会在高温下在地表扩散，减少杀伤力，造成严重的核辐射污染。而污染不是本次任务的目的。
美军以往对日的燃烧弹轰炸之前，都会对地面洒下大量传单，警告敌人迅速离开。但是这一次，美国没有给日方任何警告。
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如果给出警告但结果是哑弹的话，就会闹成国际笑话，反而鼓舞对方的士气。
这是一次完美的任务，但是三日后长崎轰炸的任务就差多了。蒂贝茨亲自挑选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威尼(Charles Sweeney)犯了一些错误，投弹点偏离目标三公里。所以虽然长崎原子弹外号“胖子”，是威力更大的钋弹，但是造成的伤亡要小于广岛的小号铀弹。
很多反核的左翼人士称蒂贝茨“死不悔改”，因为他在以后的职业和平民生涯中，从未表现出对核弹毁灭性杀伤力的反思，和对受害者的丝毫歉意。
1976年，他在一次飞行表演中重新驾驶B-29，居然还再现了当年的广岛核爆：搞了个烟火升起一团彩色蘑菇云。美国政府为此向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有人问他是否曾经和当年广岛核爆受害人会面？他说只有一次，组织者在他不知情下把他诱入一个场合，一位幸存者上来握着他的手不放，同时台下记者嘁哩喀喳拍照。
“这是一个骗局”！蒂贝茨愤愤不平。
不管你是否赞成蒂贝茨对核武器的态度，你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意志如铁，意识形态永不动摇的硬汉军人。
从现代人的作息来看，早晨8：15还并不是一个很繁忙的钟点。但是对1945年8月6日早上的渡辺玲子来说，一天繁忙的工作早已经开始。她12岁，是广岛第一市政女校的一年级学生，在这个年龄，她还到不到日本军方发誓“一亿玉碎”的女民兵扩招标准，但是也被分配了防务任务：这个学校541名学生那一天的任务是拆除一处建筑，为未来可能的燃烧弹轰炸建立防火带。
截至到这个日子，广岛和长崎一样，都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城市，基本没有遭到过严重的轰炸，而更大的工业和经济重镇如东京大阪，都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她们所不知道的是，她们的家园早就在美军最高参谋部的地图上被反复标记，成为例行轰炸的禁区，目的就是留下一块“处女地”，以便更精准地测量核爆的破坏力。
据渡辺玲子的妹妹回忆，姐姐那一天的早晨本来想偷懒不去，但是她妈妈拿出虎妈本性和日本国民引以为自豪的爱国情操，斥责着把她赶上了义务劳动的征程。来到目的地，校长让学生们把随身物品，包括便当水壶，放在一堵土墙之下，然后开始集体劳动。
8：16，自由坠落46秒的“小男孩”自动引爆，巨大的火球，热浪，巨响，顷刻间一切化作人间地狱......
渡辺玲子学校在现场劳动的全部541学生当场遇难，第二天，她的爸爸在现场无法找到女儿的任何遗骸，但是姐姐在土墙下找到了变形的铝饭盒和里面碳化的食物：她曾用针在饭盒的底部刻下了妹妹的名字，所以知道这就是她的遗物。
后来广岛和长崎分别在废墟上建立的和平纪念园，渡辺玲子家在1970年把这个变形碳化的便当盒捐献给了纪念园。1995年，广岛长崎大爆炸50周年的日子，两个城市和平公园把很多珍贵的纪念品收集起来，开始走出国门，把反核宣传在国际上推广。
美国Smithsonian学会本来准备承办这个展览，同时在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展出当年执行任务的B-29飞机复原品。但是，以蒂贝茨将军为代表的保守派和国防强硬派，怀疑这个展览是日本政府试图改写历史的宣传产物，向Smithsonian提出了质疑。
迫于压力之下，Smithsonian宣布取消展览，而美方的和平人士反复斡旋，他们提出哪怕把展览缩减到区区两个展品，也应该如期举行。哪两个呢？一个是B-29的复原品，另一个就是渡辺玲子的饭盒。
广岛核爆的一个比较鲜为人知的受害者群体，是在广岛的4.5万韩国劳工，除了直接死于核爆的之外，大批伤者处在比日本幸存者更加悲惨的境地，因为医药，救助和食物，都轮不到他们。特别是，历界日本政府都对二战期间的日军暴行，和劳工慰安妇问题讳莫如深，韩国劳工们的遭遇和命运，就更难见天日了。
此据历史记载，在核爆之前广岛还拘押了23名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战俘，他们中在原子弹中幸存的，都被愤怒的日本民众拖出来活活打死了。这也说明了，蒂贝茨机组在执行轰炸任务时怀揣氰化物，是多么的必要。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却对希拉德拉他写信向罗斯福进言研制原子弹一事，深表后悔，认为自己帮助开启了人类自毁的潘多拉盒子。在他去世前的一星期，爱因斯坦签署了由英国哲学家罗素起草的和平宣言。
另一派的观点认为，核武器为人类后世提供了最坚固可靠的保护伞（No generation has ever given its children a sturdier and more reliable safety net.”）。
这一派观点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完全理性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前提之上。
设想一下两个核大国，如果有一个遭到对手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损失了一个一百万人的城市，如何回应呢？他有两个选项：1）看到核武器惊人的破坏力，他认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武器，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全人类的利益，他决定放弃手中所有的核力量；2） 在复仇的支配下用核武器反击，遭到再次打击，再反击......如此循环，正如同中子激发的指数阶核裂变一般，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直至核裂变燃料耗尽，人类灭绝。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核大国的元首，你会怎么选？
当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之后，日本军方的心态，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供历史学家参考：
日本陆军的态度是，要展开“调查”，以确认原子弹传闻是否属实；海军部的态度是，即使属实，美国不会有足够的同位素再造第二颗，国土防卫计划照常不变。
长崎爆炸后，一个美国飞行员在坠机后被俘，在审讯中他被折磨逼问美国核力量的秘密，他胡说八道，告诉对方美国已经库存100枚核弹头，每天可以投放3个。这个谎言救了他的命，让阿南惟幾误认为他掌握了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底线，也让他免于其他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命运：砍头。
然后日本战时内阁终于半推半就出台了“投降”的条件，其中包括诸如美军不得在日本驻军，审问战犯由日本法官主持，等等。
也许裕仁天皇是当时日本高层中唯一稍微清醒的头脑，这份投降书让他彻底认识到战时内阁不可理喻的程度。终于，天皇介入，结果是：无条件投降。
这是8月15日，1945年。
当年日本海空军已失，只有“一亿玉碎”的人肉和口号。设想一下，广岛核爆之后，如果他们也有原子弹，他们会如何选择？
也许爱因斯坦对于人类愚拙的名言，能够给我们一丝借鉴。
核武器的“保护伞”说，唯一合理的地方，是它的吓阻力，让各方不敢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但是它无法保证人类毁于由误判而引发的链式核大战。根据近年来披露的政府文件，1960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一系列误判，曾让美苏非常接近一场互相毁灭的核大战，幸亏是由于双方军方的谨慎克制和高层的有效沟通，才让人类幸免一劫。（点击前文）
但是，人类会永远幸运吗？
墨菲定律是工程学和社会学中一条简单的规律，What could go wrong will go wrong，意译一下就是“不论是概率多么小的灾难，迟早有一天会发生”。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概率论来解释一下：
拿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假设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外交失败军事误判，引发核大战的概率为10%；假设有两次类似这样危机，人类由于误判而遇难的概率为1-（1-10%）^2 = 19%，依然是不高。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危机事件数目的增加，核大战的几率迅速上升。当危机次数增加到50次的时候，爆发毁灭性核大战的概率就已经达到了99%。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数学上的必然。
核灾难和常规战争，自然灾害都不一样，对人类文明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一条回头无岸的单行线。
在将近100年前伦敦那个多雨的早晨，希拉德在红绿灯的变换中看到了潘多拉魔盒的开启，人类有能力把它关上吗？
里奥·希拉德，在二战结束后，他失望地发现纳粹的核计划其实相当初级，完全不构成威胁，于是也和爱因斯坦一样，后悔给美国政府出了这个灾难性的主意，遂萌生退意，告别物理界，改行进入生物学领域。他晚年曾患癌症，就亲手设计了钴-60放射疗法，居然自己把自己治好了。1964年，这个永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科学神人，因心脏病在睡梦中逝世，享年66岁。
克劳斯·福克斯，在曼哈顿工程结束后返回英国，间谍身份暴露被捕，坐监10年后，被允许回到东德，成为核技术的领军人物，据说曾经给钱三强讲过课，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也有贡献。这位同时给美苏中三大国的核计划留下烙印的奇人，于1988年病逝于柏林。
杜鲁门，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平民总统，近代历史中唯一一个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美国总统，在完成了罗斯福遗留下的重任之后，奇迹般地再次当选总统，但是他发动的朝鲜战争耗尽了他的人气。杜鲁门于1972年病逝，享年88岁，他在住院前住的房子是从他岳母继承的：这个总统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保罗·蒂贝茨以将军衔退役，于2007年病逝，享年92岁。他留下遗嘱，遗体不埋葬而选择火化，骨灰洒在英吉利海峡这个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虽然那里并非是让他世界闻名之处。蒂贝茨不留墓地没有墓碑，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安息之所成为反核人士的抗议地点。
日本战时内阁6巨头，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判处终身监禁死在狱中，外长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死于狱中，陆军大将阿南惟幾剖腹自杀，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后病死，海军大将豊田副武被起诉后无罪释放，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被认为是亲美派而免于起诉。
战后裕仁天皇依然当了日本元首40年，在1989年病死。
广岛长崎的遇难者，就没有后续可言了，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45年八月的两个致命的日子。广岛市内有几条美丽的河流，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几天，河里满满地漂着浮尸，因为被烈焰核辐射烧伤的人不堪痛苦，投河以求了断。在之后历年的纪念活动中，这个惨景逐渐化作了美丽的灯笼节：人们扎起纸灯笼，在里面点燃蜡烛，任红色的灯笼顺流而下，在夜幕中汇成一条条光明而温暖的亮带，他们象征了死难者的亡灵，也似乎用一个温柔的方式在询问：人类的宿命究竟归向何方？
参考文献：
1. Downfall: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by Richard B. Frank
2. Countdown 1945: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116 Day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by Chris Wallace
3.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by Richard Rhodes
4. https://www.osti.gov/opennet/manhattan-project-history/Events/1939-1942/tentative_decision_build.htm
5.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the-curious-wavefunction/leo-szilard-a-traffic-light-and-a-slice-of-nuclear-history/
6. http://www.hiroshimapeacemedia.jp/?bombing=hiroshima-70-years-after-the-a-bombing-relics-of-the-a-bombing-3
7. https://www.atomicheritage.org/history/hiroshima-and-nagasaki-bombing-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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